如何打破法律旁观者的身份是我们思考的源泉。
这些案件原告的诉讼动机大多是要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安置补偿问题。[46]如果要进一步地理解陆红霞案背后权利与权力的冲突，就需要将目光投向更远之处。
后由南通市驻北京信访工作组及陆红霞所属地方政府将其送回。参照即意味着赋予法官在适用时有着相当的裁量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决定适用与否。[56]而目前的现实是，特殊需要条款既可以限制目的（动机），又可以限制权利（利益）。[64]参见索有为等：《广东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案申请人胜诉率仅一成二》，来源: http:/Jwww.chinanews.com/fz/2015/0122/6996431. shtrnl, 2015年3月14日访问。[77]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5）历立行初字第21号行政裁定书。
[1]案件数量激增的背后是矛盾的快速集中，征收拆迁就是典型的领域。[20]参见郭卫华：《滥用诉权之侵权责任》，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新康德主义西南德意志学派将法规范视为与价值关涉的现实，虽然仍然坚持方法论二元主义的立场，但法规范并非是纯粹的、超验的价值规范，也不是纯粹的价值无涉的事实，而是与价值关联的现实，实际已经开始承认法规范所具有的价值与事实相结合的特点。
在今天社会功能分化的语境下，[97]宪法学方法论一方面应坚持形式化的体系建构，另一方面又需要突破传统方法束缚，在关注宪法文本的前提下，容纳多元的方法。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随着世界的祛魅，上帝死亡之后世界陷入价值的诸神冲突之中，多元主义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进而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去中心化。M. Herberger, Dogmatik. Zur Geschichte von Begriff und Methode in Medizin und Jurisprudenz, Frankfurt am Main 1981, S. 5. [15] F. Hubert (Fn. 13), S. 30ff. [16] J. Rückert, Savignys Dogmatik im System, in: A. Heldrich et al. (Hrsg.), Festschrift für Claus-Wilhelm Canaris, Bd. II, 2007, S. 1263, 1289ff. [17] U. Volkmann, Veränderungen der Grundrechtsdogmatik, JZ 2005, S. 262. [18] 1847年基尔希曼（Kirchmann）以论法学（Jurisprudenz）作为科学的无价值性为题进行了主题演讲，耶林于1868年在维也纳大学的就职演说中演讲的主题是法学是一门科学么？J. H. v. Kirchmann, Die Werthlosigkeit der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 3. Aufl., Springer Verlag, Berlin 1848. [德]鲁道夫•冯•耶林：《法学是一门科学么？》，李君韬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何种知识路径都应服务于中国当下现实问题的解决，在这一功能定位下，就需穿透法教义学乃至宪法教义学之名，深入到背后的实，也就是宪法教义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18]柯莎克（Koschaker）看来，Rechtswissenschaft一词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发明。
对议会民主政治的怀疑同样也导向了对实证法的批评，为实证法寻找基础的正当性理论在魏玛时期的勃兴也就不足为奇了。宪法教义学需要对这二者加以整合，通过社会相适的概念保障可能性的条件，使宪法决定能够同时整合过去与未来、输入与输出的双重视域，作出社会所需求的宪法决定。对法教义学的最大质疑，并非表面上所看到的来自对法条主义的质疑，而在于其背后的自由主义、科学主义和现代性技术价值观的背景，这也是今天宪法教义学备受质疑的内在原因。同时，由于这部分学者每每以西方眼光审视中国法治，从而与社科法学之间构成了中国法学界另外一种形式的中西之争。
[84]张翔认为任何一个学科均应有其自身的纪律和方法，否则该学科便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教义学便是法学的纪律、根本，[85]并要求法学恪守新康德主义的方法论二元主义（事实与规范的严格界分），避免方法论上的杂糅主义，[86]形成一种形式法治观。这种情况在宪法文本尚不成熟、宪法实施尚不完善的时代中会频繁出现，如德国在19世纪下半叶刚刚启动立宪之时，拉班德和耶利内克都注意到这种意义上的宪法变迁。由此，就需要引入宪法变迁作为宪法规范解释的基础性结构，使宪法能够在各种不同的视角下综合进行考量，并确定可能性的边界，然后从中选择出最优的决定，构成完整的合宪/违宪判断。在阿图尔•考夫曼看来，价值判断的获取方式导致了形式理性与实体理性的分野。
费正清等也提出了挑战——回应的国家主义变革模式，参见[美]费正清、赖肖尔主编：《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目前对宪法变迁的研究通常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理解。
[68] N.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1995, S. 47. [69] Luhmann, ebd., S. 59. [70] 在某些部门法领域，也出现了将最优化戒律纳入到合法/非法判断中的情况，并导致了该部门法方法论的转变，比如行政法就出现了跨学科的新行政法趋势，参见W. Hoffmann-Riem, Tendenzen in der Verwaltungsrechtsentwicklung, in: DÖV 1997; A. Voßkuhle, Neue Verwaltungsrechtswissenschaft, in: W. Hoffmann-Riem/E. Schmidt-Aßmann/A. Voßkuhle (Hrsg.),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Bd. I,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2, S. 21. [71] 王锴在最近一篇文章中仍持此种看法，参见王锴：《德国宪法变迁理论的演进》，《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法学在确定合法/非法的过程中，并没有拘泥于一种唯一正确的方法。
其中对可能性边界的确定是融规范性与描述性为一体的，或者说是对多种规范可能性的一种知识上的描述，可以纳入凯尔森的法科学体系中。由法学的双重属性出发，拉德布鲁赫导出法学的四个阶段：生活之侧面的把握。然而这一目的论方法以及正义观念（法理念）的引入不可避免要危及方法论二元主义的基本立场，造成价值与现实的融合而非二元并立，在拉伦茨看来，拉德布鲁赫事实上已经跨越了二元主义。[6] 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在中国面临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宪法如果要真正发挥其在现代功能分化社会中的作用，就需要介于技与艺之间的、scientia和prudentia并存的宪法教义学：一方面，宪法教义学是一种知识体系，需要借助于学术上而不仅仅实证法上的概念体系，将繁杂的实证法规范、相关的宪法决定结合成为一个逻辑融贯的法律体系。[61]在法律系统中，几乎每一个法律决定都面临着多种选择的可能性，文本中并不总是包含一个固定的、唯一正确的含义，宪法文本尤其如此。
[9]行政法层面就出现了行政正确取代行政合法的新行政法趋势，[10]德国在国家法层面也曾出现过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讨论。它是法科学，但非法政治。
这也在价值与事实的二元对立之间融入了法这一维度，构成了价值—法（文化）—现实的三元论，不过却并未脱离方法论二元主义的范畴。#8943;#8943;它仅视其对象为理论，尝试回答何者为法以及如何为法的问题，而非回答法应如何或者法应如何被生成的问题。
[21]然而，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界定开启了法学作为科学的尝试，这一科学之路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并在理性自然法阶段得到彰显，使法学成为哲学意义上的科学，但这一进路在日后却被视为是非科学而被排除在法学之外。学界流行的正当性理论，本为了反对国家法实证主义的空洞化，为立法本身提供正当性基础，但在纳粹时期，尊崇公意、人民主权、时代精神的正当性理论却反而为某些恶法（如排犹法案）提供了理论支持。
教义学是有关教义之科学。法律系统需要随环境的改变而通过自身的决定和程序加以修正，或对相关法律决定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作出预测（后果考量）从而作出选择。凌斌：《什么是法教义学：一个法哲学追问》，《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92] 现实情况是，当凯尔森所言的法政治（法律解释和价值判断）成为法学最为核心的工作时，法学中的方法论二元主义就已经被打破了，由此就需要跳出新康德主义、尤其凯尔森从认识论角度对规范性的纯粹性理解。
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快，城市化的扩张迅速打破了原有的熟人社会的格局，习惯与政治并存的乡村治理和社会治理开始接受制定法的渗透。[39] 新康德主义西南德意志学派将法视为文化现象之一，是连结实然与应然的纽带。
[73]进入到基本法时期，宪法体制趋于稳定，黑塞对宪法变迁的界限进行了界定，认为宪法变迁不能突破宪法文本的界限，从而将宪法变迁仅限定在文本未变而通过解释使之规范涵义发生变化的情况，[74]与宪法文本明显冲突的政治实践则被归为违宪。由此，宪法教义学需要实现从确定性向可能性的转变，需要整合安定性与后果考量，通过引入宪法变迁理论，建立宪法变迁—确定规范可能性的边界—作出宪法决定的工作流程。
于是，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可以看到法律人进行折衷的朴素尝试，也可以看到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趋近。基于此，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就演变为方向之争。
后果本身是一种是/非的事实判断，而要转换成好/坏的价值判断，则仍然需要一个价值设定。[72] 在一国现实的宪法状态与宪法文件中所规定的规则之间经常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至于现实的宪法状态可以发生巨大的扭转，但却并不需对宪法律的语词进行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修改。李洪雷：《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趋势——兼评新行政法的兴起》，《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林来梵教授也提出了中国治理秩序的四个阶段，参见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第21-22页。
[95] G.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3. Aufl., 1932, in: ders., Gesamtausgabe, A. Kaufmann (Hrsg.), Heidelberg 1993, S. 227, S. 232. [96] Luhmann (Fn. 60), S. 7. [97] 中国目前是否已经是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社会，涉及到对当前社会形态的一种判断，或许有人会主张转型中国未完全分化的特殊性，从而对这种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产生质疑。然而，随着时代变迁，法学内部也经历了视域上的变迁。
法律系统中的决定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双重可变性：规范程式与决定的双重变量。在人文科学和文化科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对应概念被提出之后，法学中的科学思维也开始发生变化。
[89] 许德风：《法教义学的应用》，《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第971-972页。在法实证主义时期，一直存在着学术概念体系和实证法概念体系，在法典编纂之前，法学实证主义占据主流，其目的在于通过学术的中立性对抗政治的影响，并将散乱的法律素材统合到一个逻辑严密的学术体系之下。